Automaticity, Habit, Routines

Old habits die hard: Disrupting unwanted habitual behaviour

By Annabel Stone and Phillippa Lally, University of Surrey, UK

The New Year is often a time where we aim for change, determined to form new habits and to leave our bad habits behind as the clock strikes midnight. Dusting off our running trainers, filling our shopping trollies with fresh fruit and veg… who hasn’t thought “New Year, New Me”? But a month down the line, why is it our trainers have only seen daylight twice, and that fresh fruit is starting to fur? It seems our bad habits have followed us into the New Year.  (more…)

Brief behavioural intervention, Communication, Interventions, Physical activity

让每一次医疗咨询都发挥作用：在医疗机构中推广身体活动

由英国拉夫堡大学的阿曼达·戴利（Amanda Daley）教授撰稿

在英国和爱尔兰，“让每一次接触都发挥作用”倡议旨在利用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每天进行的数千次咨询来促进健康的行为改变。具体而言，“让每一次接触都发挥作用”旨在使医护人员能够并鼓励他们利用日常实践中自然发生的机会为患者提供简短的健康行为改变干预。诸如“让每一次接触都发挥作用”等方法的成功取决于医护人员是否愿意在每天的咨询中进行此类对话。“让每一次接触都发挥作用”适用于所有人，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医护人员、医疗服务机构或患者。出于这些原因，“让每一次接触都发挥作用”可能会减少健康不平等，因为其理念是采取一种包容性的方法，让所有患者都能在咨询中获得这种支持。 (more…)

Cancer, Fear

What if it comes back? The question that is on the minds of those who experienced cancer treatment and their loved ones

By Gozde Ozakinci, University of Stirling 

Cancer is very much associated with scary statistics. For instance, like the one ‘1 in 2 people will develop some form of cancer in their lifetime’.  But there are encouraging developments too that suggests that cancer survival rates are improving.  The last count in 2018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nearly 44 million people who survived the canc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the world. This is welcome news to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d canc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 in survival rates also means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live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cancer treatment. One of these consequences is experiencing fears about cancer coming back. In the literature, it is defined as “fear, worry, or concern relating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cancer will come back or progress” and recognised widely 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issues that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ose living after a cancer diagnosis.  (more…)

Communication

了解影响器官捐献的因素

由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李·谢泼德（Lee Shepherd）博士，英国斯特灵大学的罗南·E·奥卡罗尔（Ronan E. O’Carroll）教授和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埃蒙·弗格森（Eamonn Ferguson）教授共同撰稿

关于死者器官移植如何为人们提供生命线的故事有很多。事实上，每个已故的器官捐献者都可以改变多达九个人的生活。然而，可供移植的器官太少。这种短缺导致大量的等待名单和人们在接受器官之前死亡。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哪些因素会影响某人死后捐献器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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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adic interventions, Goal setting, Physical activity, Social Support

“想散步吗？”——对中风后步行的二元行为改变支持

由加拿大新不伦瑞克大学的史蒂芬·东布罗夫斯基（Stephan Dombrowski）撰稿

步行远离死亡

步行是人类运动最基本的形式之一，对健康有很多好处。有证据表明，步行较多的人过早死亡的可能性较小，这表明步行远离死亡是可能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步行和中风

步行作为一种身体活动行为对中风（成人残疾的主要原因）患者特别有帮助。中风后定期进行身体活动可以降低中风复发的风险，有助于康复并改善整体功能、健康和幸福。然而，中风患者大约75%的醒着时间都是坐着的，这一比例高于同龄人。然而，步行是中风后最容易实现的身体活动形式之一——95%的人在中风后11周内可以步行。此外，对于中风患者来说，步行是一种首选的身体活动形式，他们认为步行是容易、愉快且通常适合社交的活动。关键问题是如何支持中风患者多走路？

你永远不会独行

中风等急性健康事件可能会对中风患者及其社会关系中的其他，包括配偶、家人和朋友产生毁灭性影响。在逆境时期，例如健康相关生活事件，人们通常会互相支持，以帮助应对事件的影响和恢复过程。有证据表明，中风后成功（重新）引入步行等身体活动的患者往往会得到伴侣的支持。支持伙伴通常似乎直观地使用常识性方法，包括目标设定、目标监控和反馈等有效技术，帮助中风患者通过共同活动进行步行行为。定性研究表明，通过使用这些方法，合作伙伴正在寻求恢复步行，以促进中风患者参与中风前一起享受的共同活动。我们可以将这些方法描述为“二元干预”，其中两个人（中风患者和家庭成员）旨在实现一个目标（增加步行）。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干预或服务使二元干预更频繁、更系统地发生？ (more…)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Covid, Health Psychology, Mental Health, Public Health

接纳承诺疗法：对于长期-新冠病毒病的患者来说，这是一种有前途的方法

由英格兰莱斯特大学医院 NHS 信托基金的艾米·巴拉德尔（Amy Barradell）撰稿

如果我对你说，长期–新冠病毒病，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一小部分人在急性感染后四周多的时间内持续出现虚弱症状。他们通常会报告身体（例如呼吸困难、疲劳）和心理（例如焦虑、认知障碍）症状。出现这些症状的人将其称为“长期-新冠病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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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ural theory

将行为改变技术付诸实践：现有工具的利用

作者：玛尔塔·莫雷拉·马尔克斯，里斯本新大学，葡萄牙

行为改变技术是行为改变干预的基础。无论你是想帮助某人增加体育锻炼、戒烟还是更好地增加其药物治疗依从性，行为改变技术都是你可以使用的工具。常见的行为改变技术包括目标设定、自我监控、提供有关行为的信息以及情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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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有效的风险沟通不仅仅是行为改变：让我们来谈谈个人风险评估

由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健康心理学中心的维多利亚·伍夫（Victoria Woof）

和大卫·弗伦奇（David French）共同撰稿

在传统医学和健康心理学中，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疾病风险，以预防疾病。如果风险沟通有助于改变健康行为，它可能会减少疾病的发展，并发现处于可治疗阶段的疾病。例如，沟通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助于促进体育锻炼和改善饮食，以降低风险。然而，在提供有关疾病风险的信息时，还有其他可能的目标和结果需要考虑。此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患者或公众的目标可能并不总是一致的。风险沟通的几个相关目标已经确定，包括促进知情选择和产生恰当的情感回应，以及激励行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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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 Planning, Stress

通过工作重塑来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由珍妮·卡尔蒂亚宁和贾里·哈卡宁共同撰稿，芬兰职业健康研究所，芬兰

“工作的哪些部分能激励我，吸引我，并且最有助于提高我的幸福感？”

“我该怎么做才能在工作中获得更多这些东西？”

在开始感到工作压力大、有些无聊、且 “陷入困境”之后，一位一位拥有长期职业生涯和强大专业知识的护士开始问自己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促使她开始指导一些年轻同事，帮助她感觉自己在工作中更有能力，与同事的联系更紧密，并让她在日常生活中再次找到了意义。对她工作方式的这个小改变提升了她的工作幸福感，重要的是，这并没有损害医院的整体运作和效率。相反，她的同事们通过这种指导感觉得到了更好的支持，工作的整体氛围也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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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Health, Stakeholders

将行为研究和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改善健康状况作者：凯瑟琳·布朗，赫特福德大学，英国

这篇文章的内容部分来自我在大学和地方政府公共卫生部门之间担任分工角色的经验，这使我有机会在实践中应用我的研究，干预开发和评估技能。

无论您是在委托、管理、设计还是提供健康服务，为了成功实现它的目标，您可能需要您的服务用户改变至少一种行为。这是因为，无论您的服务目标是什么疾病，也无论这些疾病是传染性的（如，流感、Covid-19、结核病、性传播感染）还是非传染性的（如，心脏病、COPD、2型糖尿病、肥胖症），人们的行为方式都会对整个疾病负担产生影响。这并不是说人们应该为他们的健康状况不佳而受到指责，并被认为要对自己的健康和福祉负全部责任。恰恰相反！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也是遗传、生物、社会和环境决定因素的结果。 考虑这些因素是改善和保护健康的关键。

在当前的Covid-19大流行期间，我们的行为在控制疾病方面的重要性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强调，因为我们都被要求保持社交/身体距离，定期洗手和/或使用免洗手消毒液，避免面部触摸，戴口罩，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有病毒症状，则需要自我隔离，或从某些旅行目的地返回时隔离。当有足够多的人们做这些事情时，，病毒的传播就会降到最低，健康结局也会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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