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影响器官捐献的因素
由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李·谢泼德(Lee Shepherd)博士,英国斯特灵大学的罗南·E·奥卡罗尔(Ronan E. O’Carroll)教授和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埃蒙·弗格森(Eamonn Ferguson)教授共同撰稿 关于死者器官移植如何为人们提供生命线的故事有很多。事实上,每个已故的器官捐献者都可以改变多达九个人的生活。然而,可供移植的器官太少。这种短缺导致大量的等待名单和人们在接受器官之前死亡。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哪些因素会影响某人死后捐献器官的可能性。
由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李·谢泼德(Lee Shepherd)博士,英国斯特灵大学的罗南·E·奥卡罗尔(Ronan E. O’Carroll)教授和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埃蒙·弗格森(Eamonn Ferguson)教授共同撰稿 关于死者器官移植如何为人们提供生命线的故事有很多。事实上,每个已故的器官捐献者都可以改变多达九个人的生活。然而,可供移植的器官太少。这种短缺导致大量的等待名单和人们在接受器官之前死亡。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哪些因素会影响某人死后捐献器官的可能性。
由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健康心理学中心的维多利亚·伍夫(Victoria Woof) 和大卫·弗伦奇(David French)共同撰稿 在传统医学和健康心理学中,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疾病风险,以预防疾病。如果风险沟通有助于改变健康行为,它可能会减少疾病的发展,并发现处于可治疗阶段的疾病。例如,沟通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助于促进体育锻炼和改善饮食,以降低风险。然而,在提供有关疾病风险的信息时,还有其他可能的目标和结果需要考虑。此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患者或公众的目标可能并不总是一致的。风险沟通的几个相关目标已经确定,包括促进知情选择和产生恰当的情感回应,以及激励行为改变。
由斯洛伐克帕沃尔·约瑟夫·沙法里克大学的祖扎娜·丹库林科娃(Zuzana Dankulincova)撰稿 虽然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意识到了传播研究结果是他们对研究参与者道德责任的一部分(并希望他们的研究结果具有明确的实际意义),但从对证据的认识到广泛实践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科学知识并不总能应用于日常实践;即使做到了,通常也不会持续或系统地进行。
由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耶埃尔·贝尼亚米尼(Anne Tiedemann)和希腊克里特大学的伊万杰洛斯·卡拉德马斯(Evangelos C. Karademas)共同撰稿 安娜和玛丽都是45岁的健康女性,居住在欧洲的一个大城市里。她们每个人都认识几个感染了COVID-19的人,并不断听到和看到关于这种病毒的信息。安娜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并且非常担心。如果她感染了这种病毒,即使相信以她的年龄会康复,但她可能也会遭受长期的、令人烦恼的症状。她尽可能在家工作,出门就戴口罩,等待下一次接种疫苗。 玛丽认为COVID-19 是 “具有良好公共关系的流感(对公众威胁不大的流感)。” 在她这个年龄,没有潜在的健康问题,她相信即使感染了它,也很可能不会有太多感觉,最坏的情况是在家里呆几天,像感冒一样。她在工作和社交活动中会遇到很多人,并且只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戴口罩。她认为没有理由接种疫苗,而且担心疫苗的副作用。
由英国提赛德大学的利亚·艾弗里(Leah Avery)撰稿 2型糖尿病以前被认为是处于一种渐进性的情况,不可避免地需要胰岛素治疗,然而生活方式的行为改变研究挑战了对这种疾病悲观性的预测。随着2型糖尿病患病率的不断增加,用来支持食物的重要作用和通过改变我们的饮食方法以成功控制病情的证据也在不断增加。 饮食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那些专注于我们的饮食(例如碳水化合物)以通过缓慢而稳定的减肥来优化新陈代谢和血糖控制的人。其他着重于摄入量,例如低热量饮食包含了用于明显的快速减重的能量限制。
由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温迪·劳伦斯(Wendy Lawrence)撰稿 在当今社会,死亡和疾病的主要原因受到我们生活方式选择的影响,人们越来越关注改善健康行为的方法。一线从业者,特别是那些从事健康、社会和社区护理工作的从业者,是支持行为改变的关键资源。例行的见面提供了每周发起关于行为改变的对话机会,但许多从业者认为他们缺乏提供行为改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这可能会降低我们与客户或病人谈论潜在敏感话题(包括吸烟、减肥或饮酒)的信心。
由爱尔兰经济社会研究所的肖恩·蒂蒙斯(Shane Timmons)撰稿 世界各国政府已动员起来设法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但是个体的行为对控制的成功与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位于都柏林的爱尔兰社会经济研究所行为研究组——正致力于与爱尔兰卫生部合作,为他们提供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的信息。作为该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审阅了超过100篇科技论文, 并且已经开始测试向大众传播的最佳方式和提供与健康心理学从业者相关的课程。在我们的综述中,我们着眼于与三个方面相关的文献,这三个方面已成为多个国家公共卫生信息传递的基础:手部卫生,脸部触摸和隔离。我们也进一步拓展到了如何激励有益行为和在危机中有效沟通的相关文献。
由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心理学院自我肯定研究小组的彼得·哈里斯(Peter Harris)和伊恩·哈登(Ian Hadden)共同撰稿 你曾经不愿意面对那些你宁愿忽略的事情吗?也许你喜欢经常性地吃一些对你有害的东西或者你倾向于避免健康体检?好吧,你并不是个例。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通常是非常聪明能干的人。因此,当我们被告知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不真正明智或合格,可能会非常具有挑战性。 因此,我们可以非常熟练地抵制那些我们不愿听到的信息。
由英国萨里大学的简·奥格登(Jane Ogden)撰稿 在咨询中,体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有些病人可能厌倦了每次到诊所就诊时听到“你可以减肥”的字眼:不管他们是因为喉咙痛、宫颈涂片筛查还是潜在的心脏问题来诊所。他们可能经历了一辈子被医学界污名化的感觉,并认为任何人看到的都是他们的体型。虽然对某些人来说确实如此,但其他人可能从未将自己的体重视为一个问题,如果问题被提出,可能会受到侮辱或惊讶。有些人可能根本不想听到这个信息,并屏蔽了所说的一切,比如“你知道些什么——你瘦/胖/太年轻/太老了”或“科学总是错误的。” 因此,提出体重问题需要仔细管理“何时”“如何”和“什么”对超重的人说。
由德国哥廷根大学医学中心的安妮·玛丽·普拉斯(Anne Marie Plass)撰稿 不久前,一位在大学医院担任银屑病(一种慢性皮肤病)专家的皮肤科医生向我抱怨说,尽管双方已经确定了目标,并作出了共同的决定,但许多患者仍不坚持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