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英国斯特灵大学的戈兹德·奥扎金哲（Gozde Ozakinci）教授撰稿 癌症常常与令人恐惧的统计数据联系在一起。例如“每两个人中就可能有一人会在一生中患上某种形式的癌症” 这样的说法。不过，也有令人鼓舞的进展表明，癌症的生存率正在提高。根据2018年的最新统计数据，全球已有近4400万人在癌症的诊断和治疗后幸存下来。这对那些经历过癌症诊断和治疗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 生存率的提高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要承受癌症治疗的后果。这些后果之一就是对癌症复发的恐惧。在文献中，它被定义为“对癌症复发或进展的可能性的恐惧、担心或担忧”，并被广泛认为是影响癌症确诊后生活质量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由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李·谢泼德（Lee Shepherd）博士，英国斯特灵大学的罗南·E·奥卡罗尔（Ronan E. O’Carroll）教授和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埃蒙·弗格森（Eamonn Ferguson）教授共同撰稿 关于死者器官移植如何为人们提供生命线的故事有很多。事实上，每个已故的器官捐献者都可以改变多达九个人的生活。然而，可供移植的器官太少。这种短缺导致大量的等待名单和人们在接受器官之前死亡。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哪些因素会影响某人死后捐献器官的可能性。
由加拿大新不伦瑞克大学的史蒂芬·东布罗夫斯基（Stephan Dombrowski）撰稿 步行远离死亡 步行是人类运动最基本的形式之一，对健康有很多好处。有证据表明，步行较多的人过早死亡的可能性较小，这表明步行远离死亡是可能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步行和中风 步行作为一种身体活动行为对中风（成人残疾的主要原因）患者特别有帮助。中风后定期进行身体活动可以降低中风复发的风险，有助于康复并改善整体功能、健康和幸福。然而，中风患者大约75%的醒着时间都是坐着的，这一比例高于同龄人。然而，步行是中风后最容易实现的身体活动形式之一——95%的人在中风后11周内可以步行。此外，对于中风患者来说，步行是一种首选的身体活动形式，他们认为步行是容易、愉快且通常适合社交的活动。关键问题是如何支持中风患者多走路？ 你永远不会独行 中风等急性健康事件可能会对中风患者及其社会关系中的其他，包括配偶、家人和朋友产生毁灭性影响。在逆境时期，例如健康相关生活事件，人们通常会互相支持，以帮助应对事件的影响和恢复过程。有证据表明，中风后成功（重新）引入步行等身体活动的患者往往会得到伴侣的支持。支持伙伴通常似乎直观地使用常识性方法，包括目标设定、目标监控和反馈等有效技术，帮助中风患者通过共同活动进行步行行为。定性研究表明，通过使用这些方法，合作伙伴正在寻求恢复步行，以促进中风患者参与中风前一起享受的共同活动。我们可以将这些方法描述为“二元干预”，其中两个人（中风患者和家庭成员）旨在实现一个目标（增加步行）。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干预或服务使二元干预更频繁、更系统地发生？
由英格兰莱斯特大学医院 NHS 信托基金的艾米·巴拉德尔（Amy Barradell）撰稿 如果我对你说，长期–新冠病毒病，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一小部分人在急性感染后四周多的时间内持续出现虚弱症状。他们通常会报告身体（例如呼吸困难、疲劳）和心理（例如焦虑、认知障碍）症状。出现这些症状的人将其称为“长期-新冠病毒病”。
作者：玛尔塔·莫雷拉·马尔克斯，里斯本新大学，葡萄牙 行为改变技术是行为改变干预的基础。无论你是想帮助某人增加体育锻炼、戒烟还是更好地增加其药物治疗依从性，行为改变技术都是你可以使用的工具。常见的行为改变技术包括目标设定、自我监控、提供有关行为的信息以及情绪管理。
由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健康心理学中心的维多利亚·伍夫（Victoria Woof） 和大卫·弗伦奇（David French）共同撰稿 在传统医学和健康心理学中，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疾病风险，以预防疾病。如果风险沟通有助于改变健康行为，它可能会减少疾病的发展，并发现处于可治疗阶段的疾病。例如，沟通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助于促进体育锻炼和改善饮食，以降低风险。然而，在提供有关疾病风险的信息时，还有其他可能的目标和结果需要考虑。此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患者或公众的目标可能并不总是一致的。风险沟通的几个相关目标已经确定，包括促进知情选择和产生恰当的情感回应，以及激励行为改变。
由珍妮·卡尔蒂亚宁和贾里·哈卡宁共同撰稿，芬兰职业健康研究所，芬兰 “工作的哪些部分能激励我，吸引我，并且最有助于提高我的幸福感？” “我该怎么做才能在工作中获得更多这些东西？” 在开始感到工作压力大、有些无聊、且 “陷入困境”之后，一位一位拥有长期职业生涯和强大专业知识的护士开始问自己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促使她开始指导一些年轻同事，帮助她感觉自己在工作中更有能力，与同事的联系更紧密，并让她在日常生活中再次找到了意义。对她工作方式的这个小改变提升了她的工作幸福感，重要的是，这并没有损害医院的整体运作和效率。相反，她的同事们通过这种指导感觉得到了更好的支持，工作的整体氛围也得到了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