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荷兰莱顿大学临床心理学系和荷兰诺德韦克 PEP 集团的巴特·维奎尔 (Bart Verkuil) 撰稿

    “如果我感染了病毒，最后住进了医院怎么办？”“如果我几个月后付不起账单怎么办？”“这次封锁会对我孩子的健康产生什么影响？”

冠状病毒的威胁正在对我们的大部分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为了确定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并评估我们面临的风险，科学家们使用统计模型来深入了解病毒的传播。这无疑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场大流行。有趣的是，作为人类，我们一直在像这些科学家一样行事，但以一种更自动的方式行事；我们的大脑可以被视为“预测机器”，不断地估计我们目前是否面临感染、失业或受到批评的风险。然而，人们对这些风险的评估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一些人来说，这些评估会螺旋式下降，导致强烈的担忧。

是什么让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担忧？有趣的是，进化论的最新见解表明，压力和担忧实际上是对威胁的非常普遍和合乎逻辑的，甚至一种是“默认”的反应。在对未来做出预测时，我们都倾向于谨慎行事。这是因为，在古时候，只有那些在面临威胁迹象时保持谨慎的人才能幸存下来。这些谨慎的人将他们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因此，根据最近提出的压力的广义不安全理论（Generalized Unsafety Theory of Stress，GUTS)，问题不应该是“人们为什么要担心？”而是：“为什么有些人就不能关掉这种对威胁和不确定性的合乎逻辑的反应呢？”

答案似乎在于识别安全信号的能力。只有当人们察觉到明显的迹象表明他们是安全时，担忧才会烟消云散。在我们对世界上可能遇到的风险的预测中，我们既评估了危险的信号，也评估了安全的信号，但以前的压力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后者。。基于此，GUTS提出，正是安全感让人们摆脱担忧。当没有安全感时，我们会继续担忧。神经生物学研究确实表明，当感觉到安全时，前额叶皮质开始抑制应激反应。从这个角度来看，临床医生需要考虑患者目前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安全性。GUTS提出有几个安全来源。

“安全感”的多少首先取决个体的学习历程（learning history）。当人们在安全的环境中长大时，会逐渐认识到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是可预测和可控制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学会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懂得他人可以关怀、安全和友好。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这样安全的环境中长大。童年时的紧张经历会影响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安全感，并使人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容易产生担忧。

但也有其他安全来源。例如，安全可以来自体验一个支持性的社交网络。人类是在群居中进化的。当我们和友善的人在一起时，我们的压力系统会比我们独处时受到更强的抑制。一个良好的拥抱也被证明可以降低我们的压力反应。

安全的另一个来源来自我们自己的身体：身体健康。也就是说，更活跃的人对压力表现出更强的韧性。更活跃的人可能只会体验到更多的安全，因为他们可以更容易地应对身体上的威胁。人们可以想象，在古时候，身体不太健康的人需要比健康的同龄人更频繁地察看周围环境中的捕食者，后者更容易逃离捕食者。

安全的最后一个来源是接近大自然。我们人类是在自然环境(而不是城市化环境)中进化的。这样的自然环境可能在进化上提供了安全信号(藏身之处、瞭望台、逃生路线信息)。

社交网络、体育活动、接触大自然……。正是由于世界各地的封锁，这些安全来源受到了损害。

作为GUTS背后的科学家和从事临床实践的心理学家，我可以说，这些见解改变了我对忧虑患者的工作。除了通常的认知行为干预，比如写下担忧，寻找证据证明担忧的合理性，或者进行正念或放松练习，GUTS还强调了其他几种有趣的解决担忧的方法。

实用性的建议：

• 承认担忧是对新鲜感、不确定性和威胁的常见反应，并将其常态化。宁可将担忧常态化，而非将其病理化。试图压制担忧(用各种快速解决办法)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 花点时间了解患者在安全方面的经历。患者在成长过程中能够学习安全知识吗？这决定了你可以预期发生更改的速度。有些人更容易受到忧虑的影响，这是因为他们的学习经历，或者是因为他们天生对情绪更敏感。考虑到这一弱点，以避免让患者失望。
• 不要忘记身体：从长远来看，定期的体育锻炼可以帮助患者体验到更放松的心态。这项活动最好在户外进行，有很多绿色的环境。
• 激励患者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担忧者可能会感到孤独和羞愧。但是，当你激励他们与他人谈论担忧时，这不仅会带来更多的支持，还会给患者带来一些尝试。在这些尝试中，威胁性的预测(“她会因此嘲笑我”)可以变成安全的学习体验(“她其实很好，帮了我一把”)。
• 解释说担忧本身有时可以帮助你感觉在掌控之中(“我必须做点什么……至少要担心它”)，但这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帮助人们认识到有些事情是无法控制的——这可能是痛苦的——实践接纳和同情心将是关键。

 

[由林婉君翻译, 朱宇航、张青春博士和吴映秋博士三人共同校审]